我在杜克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文化人类学系的访学期间，深深地感受到杜克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声誉，其学术的交叉研究是最关键的因素。杜克大学的“交叉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多学科参与问题研究。杜克大学有来自美国各地和全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学生到这里攻读各种专业和学位，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都带着不同的梦想、不同的问题来到杜克。要满足这些不同学生的需求，杜克大学开启了鼓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和学生进行 “对话”的跨学科研究。比如杜克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同法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学者共同研究气候变化和卫生方面的问题。杜克大学的政治、历史、语言、公共政策、宗教和其它领域的专家也与理工类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一起研讨国际事务。我所在的文化人类学系，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化研究，也与心理学、体育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进行交叉研究，还与政治、历史、语言、公共政策、宗教学、艺术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保持交叉研究。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相互渗透，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刻，其所得出的学术观点更让人信服。由此而成为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

　　其二，多学科开设联合学位。杜克大学有研究生院专门负责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但是在各个学院、研究中心、实验中心也有自己的学位培养。不论是研究生院的培养，还是各个学院、研究中心、实验中心的学位培养都是采取“交叉”联合培养的方式。既有联合开设课程，也有联合授予学位。如杜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系就与杜克大学研究生院、神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尼古拉斯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开设联合学位。杜克大学的法学院更是如此，大约有25%的学生在其他学院攻读联合学位。在学位培养中，课程的交叉更是十分普遍的。如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研究生的18门课程中，只有8门是文化人类学系开设的，其余的10门课程都必须从学校其他学科、其他专业去选修。经过这样多学科交叉培养出来的“博士”，真乃是博学之士，而无愧于“博士”之名。这是我们国内在人才培养方面值得反思的，我们培养的人才过专而不博，难以对当代问题进行全面认识与科学解决。

　　其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合。学科交叉研究是一种文艺复兴以来对学科细分的一种反省。跨学科的方法并不容易，因为各个专业已经发展出各自丰富的文献和理论传统，跟随个别专业的进路去分析问题较为轻松稳妥；而跨学科意味着思考必须涉猎各种不同的理论，并容易陷入断章取义的错误中。杜克大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就是在“对话”平台上深入地对话，各学科从其各自的结论去反思获得结论的“过程”，然后在过程中共建其研究方法，由此而获得多学科可以认同的结论。

　　由此，我在反思我们生态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沟通中所建立起来的“终端验证法”。我们所提出的“终端验证法”与杜克大学的“交叉研究方法”有相似之处。我们也在围绕“生态问题”，以各个学科的结论作为多学科讨论的出发点，然后各学科按照自己对这一结论所提出的路径展开讨论，在多学科充分的对话中找到“生态问题”研究方法的共同点与差异性，从而对其“差异性”再对话再讨论，最终形成多学科都可以遵守的规则去研究我们所面对的“生态问题”。我们把这样的方法称为“终端验证法”，其实是对研究过程中其规则的沟通。这样的方法，不仅局限于“生态问题”，而且我们已经开展到人类文化与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在美国杜克大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启示下，我们不仅坚定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信心，更坚定了我们所建构起来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方向。

　　为了避免单一学科对 “问题”研究的局限性，甚至错误结论，采用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在于建立全方位透视问题的视角，而且在于多学科对话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因此，我们不避学科门派，不避学科专业，在相关学科中追寻现有案例，借用相关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获得对所研究问题本质的把握，由此而获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