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宋守根是我校数学系78级校友,现为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主持人之一,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科学家,国际知名应用地球物理学专家。2002年,宋守根用他在加拿大留学时赚回的2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在海淀区创业园创立了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开始了他所说的“给地球做CT,为国家找油”的“大事业”,真正实现了将知识转化为经济,实现产业化,为国家做贡献。通过他的奋斗史,我们希望不论是我校的学生还是已经毕业的校友,包括创业的校友,都能从中受到启迪……
我曾推迟过出国。1994年,我正在中南大学读勘探地球物理博士学位,遇到了一个出国读博士后的机会,但是我放弃了。我觉得自己的水平还不能跟国外同行平起平坐。当时,导师说我将来的事业在中国,他建议我在我的研究方向上朝着工业的方向再做深入和完善。因此,我决定先在中国把基础打得更牢固一些。
经过几年的研究,到1998年,我已经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拿到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的二级专题“黏弹性介质地震波高分辨率聚焦成像计算机技术”攻关项目,在研究上取得了实际效果的佐证。
这时,我面前又有一次出国的机会。由于我的研究方向在国际上被普遍看好,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有意出资让我过去进行合作研究。1998年,我正式进入这所大学,从事石油天然气勘探地震成像技术的合作开发研究工作。
在加拿大的那几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隔壁办公室的一位老教授,带着一批博士后进行研究,把研究成果放到自己开办的公司进行产业化,获得的收益又投入到研究中去。这个良性的循环过程让这位教授每年有100多万美元的收入。
这就激发了我脑海里早就存在的一些想法,那就是干事业一定要靠近产业,靠近应用才有出路。光有一堆论文,并不等于拥有了技术,有了技术也并不等于有了市场,理论上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解决实际上的市场问题。我认为,科学发现、实用技术和市场这三者要统一起来。我在国内比较早的就做了正教授,当时才33岁。做教授就意味着你要带着一批人干活,但拿着几万块钱是干不了大事的,因为你连人才都留不住。
年轻时,我喜欢在岳麓山下锻炼身体。那时我经常想,黄兴和蔡锷通过干革命走出了岳麓山,我要通过干科学走出去。从小到大,我读书一直很好,在去加拿大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脑子很好使,看问题也很准,但是往往忽视了时间是有限的。在那呆了三年后,我认识到个人的能力、精力和见识都是有限的,只有把比你更厉害的人组织到一个团队下,由你来领导,你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回国后的2002年,我创办了加西科瑞新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希望将自己所研究的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我只身来到北京,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招聘人才,一个好的团队是很重要的。我招聘的人大都是我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他们更能够耐得住寂寞,做技术是需要耐得住寂寞的。我的团队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稳定下来。刚创业的时候,资金不是很多,我把在加拿大赚的200万元人民币全部投了进去,再借了些,公司就这样算是起步了。
然而从学者到商人角色的转变比资金的匮乏更让我感到痛苦。我42岁创业,在此之前都是做老师和研究工作。然而我从加拿大学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管理。我的目标就是想把公司做成一家能源高技术公司,我想过两三年后,我手上会有一家比较像样的公司。
然而,创业毕竟是刺刀见红的事情,做公司是很残酷的。对于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海归来说,没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好不要去碰,否则很容易骑虎难下。创业,首先在资金上要有充分的准备,至少要能够满足在赢利之前的这段支出,还要学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高效率的团队。
我觉得海归回来一定要有梦,每个阶段要有不同的梦,并且坚持走下去,这对年轻的海归来说更为重要。(文章选自《商务周刊·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