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算起，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还记得，三十年来，我国曾有过三次思想大解放——１９７８年，一篇署名文章打破“两个凡是”神话，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谈话触动姓“社”姓“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深入人心；１９９７年，江泽民为“公”、“私”定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稳步推进。这三次大解放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在今天，回望这三次思想大解放，对我们纪念这段历史，对我们眼下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定有裨益。

回望我国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三次大解放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都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三次大解放都使干部和群众打破了精神枷锁，带来思想的跃进，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不过，在侧重点上，三次大解放又各有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哲学理念上突破，它冲破的是“两个凡是”的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属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着重在经济领域突破，它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束缚，打破的是计划经济崇拜，以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也在经济领域，但重点在体制创新，它冲破的是姓“公”姓“私”的束缚，打破了所有制问题上的公有崇拜，是在第二次解放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改革。

总结分析三次思想大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我们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人们的早期改革诉求大都着眼于衣食住行、温饱富裕这些经济层面的东西，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原有问题的解决，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问题又暴露出来，社会的改革要求也由此显得更为迫切，但基本还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这一点比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原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再现。如今的问题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距今已过去十一个年头，现在，当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已逐步走向深入，与经济领域的政治因素发生碰撞时；当经济之外的其它社会矛盾与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产生摩擦时；当经济体制改革渐行渐远，与现今尚为传统的政治体制产生距离不便匹配耦和时，我们是否思考过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七大就是对思想解放进行一次再动员的大会。十七大报告在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随后，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的概括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论述上，都无不体现着继续解放思想。“法宝”是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党的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称作“一大法宝”，充分说明我们党对解放思想的高度重视，充分说明当前继续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由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现今的问题既涉及经济也包含政治，既涉及社会更包含民生，所以，在解放思想上，现今所面临的形势肯定更为复杂，担负的任务肯定更重，尤其是当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民生这些问题交织一起的时候，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难度无疑更大更高。因此，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点”应该选择在哪里，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路径应该如何选择，这一切，恐怕是我们回望三十年思想解放与改革历史过后，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摘自“解放思想——人民网理论频道”，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