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民族学2011年获得湖南省首批特色优势重点学科，成为当时全省获批的两个人文社科之一，2012年，获得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权，今年，又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同时获得湖南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立项。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跨越，民族学学科系列成就的取得，到底有哪些秘诀，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民族学学科带头人罗康隆教授。
将学校的重视转化为建设发展的动力
民族学在中国虽然有一百余年发展历史。但我校民族学真正起步和有意识地建设，却是近十几年的事。
罗康隆院长介绍说，吉首大学从1996年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后，开始由师范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同时，开始强化学科意识，民族学学科建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的。虽然说此前学校有少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处于各自为阵状态，其研究对象分属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范畴，还难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学研究。
“短短十几年时间，民族学学科有今天的成就，与学校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作为本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校首批引进到该学科的学者，罗康隆深有感触地说。罗康隆十几年来，一直是民族学学科建设的主持者，亲历了学校民族学学科发展。他说，学校对民族学学科的重视体现在“引进、培养、整合、规划、指导”这10个字上。“引进、培养、整合”都是着眼于人才队伍建设，“引进”——就是引进急需人才，如知名学者杨庭硕教授的引进，“培养”——就是对已有的人才的培养提高，先后选送大批年轻教师到国内外知名大学进行学历提升和学术访问；“整合”——就是整合学校相关研究人员，形成学术团队。“规划”则着眼于建设目标。“指导”——就是学校主要领导经常过问和指导学科建设，比如党委书记游俊教授不仅指导学科建设，还亲自参与学科建设。
罗康隆说，学校这样重视，如果不搞出点“名堂”来，我们无颜面对学校。所以，学科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个体的努力形成了团队的实力。学科建立之初，没有一个教授，也没有一个博士。通过这十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正高职称16人、博士15人的实力较为雄厚的团队。通过规划的实施，最早瞄准国内空白——生态人类学，以此为起点，逐步形成了生态人类学、应用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稳定的研究方向。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一大批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回顾这十几年的工作，罗康隆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
在开放与独特的研究视野中促进学科发展
在采访中，罗康隆在谈到学科相关领域时如数家珍，但更多地是这些年来的感受和体会。他说，学科建设除了领导重视、队伍建设、平台搭建外，还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是视角，其二是开放。
谈到视角，罗康隆说，学科建设，要有独特的眼光。在遵循学科建设内在规律的前提下，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民族学学科建设就是放在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去定位，我们不追求别人做过的东西，不照搬别人的规则。我们一开始就希望建立自己的标准。他说，学术研究强调学科交叉、学科融合，任何一个学科，只要和其他学科交流都有新的领域产生。罗康隆介绍，生态人类学就是突破以往研究，把生态和经济结合到一起，未来吉首大学民族学学科研究将以“三生”——生命、生态、生业为主体来做，进一步拓展生态人类学的空间。我们民族学学科构建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形成的。如罗康隆提出的“文化制衡理论”是生态人类学理论的首创。杨庭硕教授关于相际经营的理论模式是目前经济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其应用价值与重要贡献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谈到开放，罗康隆认为，就是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不仅是走出校门，还要走出国门。当然，走出去，先要练好内功，要积累与国内外学术界对话的资本。这些年，民族学科学一直鼓励加强国际国内学术交流。请进来，就是把国内外知名学者请到学校来，一方面，全职引进。另一方面，不能全职引进的，也要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他详细地介绍了民族学学科2003年来坚持开放建设的情况，比如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白桦教授、美国终身教授田广博士、日本广岛大学的李国栋教授等。同时，学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清华大学和台湾交通大学等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学校通过2011协同创新中心与台湾清华大学结合成创新体之后，成功引进台湾清华大学的赵树冈博士来校，作为历史民族学的学科带头人，并以他为桥梁，吸引台湾的学者源源不断地到历史与文化学院和民族学学科进行学术交流。我校客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王明珂回台后曾公开表示：“台湾学者要去大陆工作，只能去吉首大学，吉首大学是真正做学问的。”学院还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展“深耕计划”合作，台湾中央研究院康豹教授的学术思想对深耕湘西文化，乃至中国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引导。除了“引进来”，学院不忘“走出去”，今年3月份就组织师生赴台了解台湾社区总体营造，实地参访观摩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的发展历程与现况，拓展师生视野与实践能力。
在服务社会中体现学科社会价值
学科建设的社会价值在哪里？罗康隆认为，确立自身在学术界的地位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成果能否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效益。罗康隆介绍，民族学学科的建设非常关注这两方面的问题。
他说，生态扶贫博士点就是针对中国连片贫困区怎么在扶贫过程中保护好生态，实现科学发展而设立的，我们提出了应用生态扶贫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扶贫问题。我们要做到的是通过对生态文化的保护来实现脱贫，通过对生态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促进经济发展，既在保护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又在产品的开发、保护环境中实现贫困地区的致富。目前，我们受国务院扶贫办委托，正在为全国扶贫干部正在编制扶贫工作手册。
学科在服务社会中，做了大量工作，罗康隆介绍，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建立了“中华锋”保护基地，对经济收益提高和生态恢复、地方保护起到了很大作用；与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合作建立的“种子基因库”搜集了57种稻谷基因，探寻品种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对老百姓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当地生态、环境、居民健康以及产业化的问题，让老百姓实现真正的科学脱贫致富。还主持参与永顺老司城、凤凰边墙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基础研究工作，为申遗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前，美国亚洲鲤鱼泛滥成灾，对美国河流造成了很大污染，学科正在和美国自然协会展开对接合作，研究如何消除亚洲鲤鱼的污染问题。
学科在与台湾加强学术交流的同时，通过对台湾的村落保护、社区总体营造与发展进行考察，计划把台湾乡村治理理论方法运用到内地来，鼓动学生和老师到乡村社会，唤起当地村民的文化自觉，等等。他说，这些工作，既促进了学科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不仅提高了学术影响，而且还增强了学科的社会功能，提高了学科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地位。
未来压力与机遇并存
面向未来，罗康隆信心充分，他说，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获得来之不易，这既是对民族学学科成就与地位的肯定，又赋予了学科新的使命。特别是游俊书记提出的民族学对武陵山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要起什么作用?有哪些成果能应用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等问题，罗康隆一直在思考和策划，在他的心中已经基本勾勒出了蓝图，那就是通过4年努力，把“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变成国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使民族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使民族学建设成为国内外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政府相关决策的咨询机构和智库，服务区域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记者 翁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