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易校长的相遇相知，是在1980年暑假。那时我在大庸县一中任教。大约是五六月份，延安大学发来商调函，邀我去任教。我自1959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在甘肃定西师专等校任教，其间还被保送到甘肃师大(现在的西北师大)中文系进修了一年，1976年年底调回湘西大庸县。改革开放后，全国高校到处缺人，所以延大才急急发来商调函。这一下可惊动了州教育局，赶紧下文将我调至州教师进修学院。

　　7月下旬，吉大派程功和部长和王国干同志，带着商调函到大庸县教育局商洽调我之事。但州局的调令在先，此事无法商量。程部长便给我出主意，叫我亲自到吉大找易校长面谈。易校长见了我，问我在大学的主攻方向，在师专教什么课，在甘肃师大进修什么课，还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经历。我一一作了回答。我们交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易校长便说，我们欢迎你来吉大任教。

　　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于1981年8月调入吉大中文系，一直干到1999年12月25日退休。其间20年，我开设了四门课，出版学术专著、长篇纪实小说、诗集、文集五部，主编合编书八本，共计130余万字。论著及文学作品获国家级奖和省级奖各三个。1995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师。这点小小的成绩当然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没有老校长接纳我，没有吉大这个平台，让我在中学“混”一辈子，我想自己恐怕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拿不出来。

　　老校长是一个真正的学人，经常“微服”听课。我有几次上课，讲到中途，突然发现老校长坐在凝神听课的学生中!我当时正在手舞足蹈，激情洋溢地分析一篇文学作品呢，赶紧收敛起来，严肃平静地往下讲。下课后，我征求他的意见：我这么讲行么?他说行，但不要这么细，还可以放开点。我知道他此说的意思是，不要像讲中学语文那样窄和死，应当注重意境的开阔，韵味的深长，高瞻远瞩，如天马行空，如放风筝，纵横捭阖，能放能收，尽量开掘作品的艺术内涵，尽量让学生融进去，充分感受作品所营造的潜在艺术空间与氛围，以便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想像力和创造力。他是解放前老湖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当助教，专攻古典文学，古文功力深厚。在他面前，我是心甘情愿当他的小学生的。

　　大概是1984年的5月份吧，有一天易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现在对写作课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还想改行?因为我在大学读书时是专攻文艺理论的，到定西师专后又准备过苏联文学，所以进吉大之前，易校长曾答应过让我教文艺理论。后来写作课缺老师，才叫我暂时顶上，以后有机会再改。我听到易校长提起此事，心里特别感动。我很激动，也很真诚地回答他：易校长，我觉得教写作挺好的。别人说，教写作不容易出成果，但我觉得我教写作能出成果，所以我不想改行了。他说，很好。现在准备叫你来担任写作教研室主任，怎么样?我一听，哦了一声，深思了片刻回答说，易校长，此事让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好么?他说可以，给你两天考虑的时间。我见他这样信任我，器重我，又能这样民主地对待我，我被感动得差点涕泪双流，不敢有半点敷衍。第二天我去向易校长表态，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并保证干好。易校长听后也很高兴，并鼓励了我几句。

　　易校长特别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85年 上 学期，易校长挑选我和龙长顺作为中文系重点培养对象。命科研科谷科长，让我和龙各选出几篇已公开发表的论文，自己选定专家教授，由科研科寄出，请他们进行鉴定，为评副教授提前作好准备。我和龙老师各选了五篇论文交给谷科长。我选定的鉴定人是全国闻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我的老师陈涌先生。他是中国社科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他的鉴定评语非常严肃尖锐，优点缺点一并指出，但他对我的论文总体评价还是较高的。其中有一篇《试论“两结合”创作方法提出的理论及实践根据》，获湖南省教委“六五”期间科研成果奖。但是到了1986年下学期，学校评第一批副教授时，我没有入选，当时心里有点不服气。10月份左右，我到湖南师大开会，正好易校长也在长沙的家里休假。我便抽空跑到他家里向他打听，这次评副高有没有我。他坦率地告诉我，你任讲师的时间只有三年，按条例规定不能评副高，等下一次吧。我国因各种原因，有30多年没有评职称了，欠下的债太多，一时还不清啊!要体谅国家的难处，相信组织，只要自身条件过硬，该评副高、正高的人，都会在近几年评上的。

　　还有一件事，也叫我永世难忘。那是1983年寒假，春节刚过，老伴突然发病，经州医院诊断，得不出明确的结论，学校只得派车，由周医师和我将老伴送至永顺医院治疗。我当时膝下有二儿一女(小儿还寄养在平江县外婆家)，大儿15岁，二儿12岁，女儿10岁。三只小鸟，嗷嗷待哺。一日三餐，洗衣做饭，叠被铺床，哪样事都要我一人亲自操作。我要备课教课，批改作业，还要补习外语(评讲师)，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编写工作(老龙为了照顾我，给了我写半章的任务)。我是人，而不是机器，忙得过来么?支撑得住么?我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给细英的亲人写信，向他们求援。细英的大弟弟带着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和二弟，于3月中旬赶到吉大。第二天，由内侄女照管三个孩子的起居上学、穿衣吃饭等家务，我偕两个内弟直奔永顺医院。一见到细英，我失声痛哭起来。这哪是医院啊，简直和关犯人的牢笼没有什么区别!细英因服药过量，加上惊吓，浑身发抖，整夜睡不着觉。我立即决定让她出院，由两个内弟带着她回平江娘家休养一段时间。

　　我一人返回吉大后，内心矛盾重重，愧疚地向易校长呈上要求调动工作的报告。我想找个就近家乡的高校教书，细英害病也好找个亲人来照顾，也免得岳父岳母挂念。我正在谋划个人的计划时，易校长突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将我写给他的报告递给我，只说了一句话：“你不能走!”我一听这话，如雷轰顶，震惊、痛苦、愧疚等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不知如何回答。只感到老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收留下我，给了我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我到吉大屁股还没有坐热，没有做出任何成绩，遇到了一点困难，就急匆匆向他提出辞呈，要求调动工作，这是人做的事么?沉默了一两分钟，我才低着头小声说道：我的孩子又多又小，细英害了这个病，叫我怎么办啊?

　　等她病好了，给她换个工作。教小学太辛苦，让她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去吧。你心理上的压力不要太大了，放坚强些，车到山前自有路。老校长一边安慰我，一边给我支招，鼓励我渡过难关。我被感动得热泪在眼眶里打转转，挺直身体，以立正的姿式向老校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再不要求调动工作了，我死也要死在吉大。”

　　1983年6月中旬，细英在家乡休养了不到三个月，病情基本好转。回到吉大，又休养了两个半月，新学年开始了。老校长又把我叫过去，询问细英的病情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换个工作?我回答说，她说她教了 20年中小学，觉得挺好的。她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不想改行。她舍不得她的专业啊。

　　老 校 长 一听，高兴地说，好吧，还是不要违背她的心愿。不过，你今后要多照顾她一点，让她快些彻底恢复健康。

　　我说，谢谢易校长，我记住了，一定做到。

　　在我 51年工龄的人生阅历中，我很庆幸能够遇到易校长，得到他的关怀、照顾和帮助。因此，我在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的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想到他的为人和人品，想到他对我的知遇之恩。

　　1993年 暑假，我到厦门大学参加全国高校影视文学研讨会去了。有一天，陈焕然老师领着易校长 (那时他已是71岁的高龄，早已离休，住在长沙)来到我住的13栋楼房，向我老伴打听我的情况。老伴告诉他，我去厦大开会去了。老校长听后，才没有进我家的门。

　　我回来听老伴说起这件事，感到十分遗憾。自从老校长离休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1998年和2008年两次校庆，我都没有遇见他。我自2000年4月8日移居上海后，到2017年10月3日才返回吉大。这段时间，更没有机会获得有关他的信息。直到2016年4月，欧阳处长领着两位同志到上海来慰问我们时，我才得知老校长已去世，享年94岁。我当时感到很沉痛，很愧疚。他在世时，给了我这么多关怀和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可我给了他什么回报呢?没有啊!我连自己出版的著作都没有送他一本，实在不应该啊!我惭愧，我忏悔!我只能用笔写了上面一些话，聊表我对老校长感念之思，忏悔之情。

　　愿老校长在天之灵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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