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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应以教学为首要任务-吉首大学新闻网



我认为一个高校教师首要的是能够教好课,然后才是有一定的研究,无论是以教学为主研究为辅的学校,还是教学科研并重的学校,甚至是研究型的学校都应该如此。我的这个观点在美国著名的私立学校斯坦福大学原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写的《学术责任》这本书里找到了支持。肯尼迪在陈述他提交给教授会的一份年度报告时有这样一段话:
“大学乃是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的产物,这一特征长久以来一直就是很强的,但相对分量却不知怎么就偏向研究了。我争辩说,是重新坚持教育是第一位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了,并且社会终究会以我们履行这一任务的好坏来评价大学。我继之列举一串警示性的标志——老资历的教师为了集中于研究而挤压掉用于教学的时间;过多的学术访问或者过多使用临时教员;在任职决定中失于认可特别杰出的教学的作用等等。我深究到斯坦福大学并没有十分系统地在改进教学上做出努力,尽管可以说我们高度重视它,且常常也做得很好,而缺乏关于教育意味着什么,如何成功地做好它的交流对话,这似乎尤其令人震惊。教学,尽管是我们的职业,却似乎鬼使神差般地从我们的职业语中消失了……。我过去相信,并一直如此,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能够有极佳的研究,也能够有极佳的教学。但我要说,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研究性大学——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它成为让人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P112-113)。
唐纳德•肯尼迪的年度报告得到了教授委员会的肯定,第二年斯坦福大学对杰出的教学表现设立了新的教学奖励和薪金补助,并在教授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教学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学工作。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唐纳德•肯尼迪的这段话:“是重新坚持教育是第一位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了,并且社会终久会以我们履行这一任务的好坏来评价大学。”“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研究性大学——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它成为让人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说斯坦福这样具有极强的科研实力的学校都要把教育看作是“首要任务”的话,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把教育提到怎样的高度都不算过分。继之而来的是如何监控教学质量。
为什么中外高校在评价一个教师的时候总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呢﹖其原因有二,一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容易评判,如发表的杂志的级别、被引用的次数、获奖的等级、国内国际同行的评价等等,都是很容易计算和定位的。而教学质量的判断则没有刚性的标准。二是对研究的评价具有客观气息,因其来自别处;而教学评价是由当地做出的,被认为更主观,且潜在地受友情、私交或其他形式的偏见的影响。既然没办法判定优劣,那就干脆回避它。因此学校需要建立一整套教学质量检测的机制,使之具有相对的公正性。这样会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学校现在的情况是,各个院系主要是从教学工作量来核准和计算教师劳动酬金的,所谓教学工作量就是指你承担了教学计划书中的多少课时,也就是一个学期的学生课程表中你所承担的课时。完成了这些课时,不迟到,不早退,不停课,就算你完成了工作量,你就可以拿到以课时的固定值计算的酬金,而不论教学质量的好坏。这只是对工作过程的度量,而不是对工作成果的度量。不论成果的计算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尽管也出台了一些教学评估体系和评估形式,如领导听课,专家听课,学生评教等,但评估结果都未与待遇挂钩。大家都很清楚,同样是两节课,所付出的精力可能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在教学质量上进行认定,唯一的办法是根据职称,这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应该承认,同样职称的教师,他们的水准和责任心可能会不一样,有些教师的上课水准未必和他的职称对等,职称低的教师的上课效果也可能比职称高的教师要好。如只论量不论质,便是教学上的大锅饭,无法激励教师教学的热情和提高教学质量。
究竟如何监控教学质量呢?一种办法是依靠职能部门和院系领导听课。这种办法覆盖面小,标准也难以精确。一种是专家听课评课。但是专家未必什么都懂,而一个学校同类的专家并不多。三是学生评教。用学生打分的办法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这有其公正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公正性有时也值得怀疑。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水平未必能形成客观完整的理解,授课过程中所包含的学术含量学生未必能正确估价,有时对一位老师教学水平的评判学生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咀嚼,甚至毕业走向社会之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不少讲课内容肤浅,但课堂气氛活跃的老师往往在当时得了高分,更不用说那些为讨好学生而在讲台上油腔滑调的教师了。个别教师要求不严,考试容易过关,学生也会非常满意,这对于那些通过艰辛的付出而赢得学生青睐的教师来讲是不公正的。
但是教学质量也不是完全不能监控的。我们认为学生的评教总的来讲还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以学生的评教为主,如果学生的评教同领导听课形成强烈的反差的话,再组织专家听课。这样评估的出入就不会很大,评估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了。建议将学生的评教放在期中稍后(而不是象现在放在期末),留出验证的时间。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教学是狭义的教学,只指课堂教学,而广义的教学,则教师的一切可以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言行、做派、风范以及课外辅导、考研辅导等都包括其中,那更是一种综合的评价了,甚或比之课堂教学更重要,暂不讨论。
强调教学的地位,并不是不要科研,只是强调要将教学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鼓励与教学结合紧密的、能够提高教学水平的科研,如同北大教授王力所倡导的那样,教一门课就写一本书,也象王力所身体力行的那样,教了古代汉语,就编写了古代汉语教材;教了汉语史,就写了《汉语史稿》;教了音韵学,就写出了《汉语音韵学》和《音韵学史》,有时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写几本书,这样就能使你的教学常教常新,真正做到“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这也是解决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其实教学与科研就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乘的教学,科研含量越高。有科研的奖励而无教学的奖励是不正常的,教学的奖励甚至应该重于科研。这样学校才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尤其是象我们这种层次的学校,今后毕业生的就业将会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固然科研与高校的声誉息息相关,高校的声誉又是吸引考生和学校向社会推销毕业生的重要依托。但是提高教学质量会使知识购买方受益更多,是破开“就业”这个瓶颈的最主要的、直接的手段和途径。
“大学乃是教学与研究合二为一的产物,这一特征长久以来一直就是很强的,但相对分量却不知怎么就偏向研究了。我争辩说,是重新坚持教育是第一位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了,并且社会终究会以我们履行这一任务的好坏来评价大学。我继之列举一串警示性的标志——老资历的教师为了集中于研究而挤压掉用于教学的时间;过多的学术访问或者过多使用临时教员;在任职决定中失于认可特别杰出的教学的作用等等。我深究到斯坦福大学并没有十分系统地在改进教学上做出努力,尽管可以说我们高度重视它,且常常也做得很好,而缺乏关于教育意味着什么,如何成功地做好它的交流对话,这似乎尤其令人震惊。教学,尽管是我们的职业,却似乎鬼使神差般地从我们的职业语中消失了……。我过去相信,并一直如此,大学,比如斯坦福大学,能够有极佳的研究,也能够有极佳的教学。但我要说,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研究性大学——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它成为让人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P112-113)。
唐纳德•肯尼迪的年度报告得到了教授委员会的肯定,第二年斯坦福大学对杰出的教学表现设立了新的教学奖励和薪金补助,并在教授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教学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学工作。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唐纳德•肯尼迪的这段话:“是重新坚持教育是第一位的首要任务的时候了,并且社会终久会以我们履行这一任务的好坏来评价大学。”“我们需要——特别是在研究性大学——更多地谈论教学,并尊敬与奖励那些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人,使它成为让人热爱的劳动,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说斯坦福这样具有极强的科研实力的学校都要把教育看作是“首要任务”的话,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学校把教育提到怎样的高度都不算过分。继之而来的是如何监控教学质量。
为什么中外高校在评价一个教师的时候总是重科研而轻教学呢﹖其原因有二,一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容易评判,如发表的杂志的级别、被引用的次数、获奖的等级、国内国际同行的评价等等,都是很容易计算和定位的。而教学质量的判断则没有刚性的标准。二是对研究的评价具有客观气息,因其来自别处;而教学评价是由当地做出的,被认为更主观,且潜在地受友情、私交或其他形式的偏见的影响。既然没办法判定优劣,那就干脆回避它。因此学校需要建立一整套教学质量检测的机制,使之具有相对的公正性。这样会提高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学校现在的情况是,各个院系主要是从教学工作量来核准和计算教师劳动酬金的,所谓教学工作量就是指你承担了教学计划书中的多少课时,也就是一个学期的学生课程表中你所承担的课时。完成了这些课时,不迟到,不早退,不停课,就算你完成了工作量,你就可以拿到以课时的固定值计算的酬金,而不论教学质量的好坏。这只是对工作过程的度量,而不是对工作成果的度量。不论成果的计算方法显然是荒谬的。尽管也出台了一些教学评估体系和评估形式,如领导听课,专家听课,学生评教等,但评估结果都未与待遇挂钩。大家都很清楚,同样是两节课,所付出的精力可能有很大的差距。现在在教学质量上进行认定,唯一的办法是根据职称,这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应该承认,同样职称的教师,他们的水准和责任心可能会不一样,有些教师的上课水准未必和他的职称对等,职称低的教师的上课效果也可能比职称高的教师要好。如只论量不论质,便是教学上的大锅饭,无法激励教师教学的热情和提高教学质量。
究竟如何监控教学质量呢?一种办法是依靠职能部门和院系领导听课。这种办法覆盖面小,标准也难以精确。一种是专家听课评课。但是专家未必什么都懂,而一个学校同类的专家并不多。三是学生评教。用学生打分的办法对教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定。这有其公正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这种公正性有时也值得怀疑。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水平未必能形成客观完整的理解,授课过程中所包含的学术含量学生未必能正确估价,有时对一位老师教学水平的评判学生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咀嚼,甚至毕业走向社会之后才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不少讲课内容肤浅,但课堂气氛活跃的老师往往在当时得了高分,更不用说那些为讨好学生而在讲台上油腔滑调的教师了。个别教师要求不严,考试容易过关,学生也会非常满意,这对于那些通过艰辛的付出而赢得学生青睐的教师来讲是不公正的。
但是教学质量也不是完全不能监控的。我们认为学生的评教总的来讲还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以学生的评教为主,如果学生的评教同领导听课形成强烈的反差的话,再组织专家听课。这样评估的出入就不会很大,评估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了。建议将学生的评教放在期中稍后(而不是象现在放在期末),留出验证的时间。
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教学是狭义的教学,只指课堂教学,而广义的教学,则教师的一切可以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言行、做派、风范以及课外辅导、考研辅导等都包括其中,那更是一种综合的评价了,甚或比之课堂教学更重要,暂不讨论。
强调教学的地位,并不是不要科研,只是强调要将教学摆在足够重要的位置。鼓励与教学结合紧密的、能够提高教学水平的科研,如同北大教授王力所倡导的那样,教一门课就写一本书,也象王力所身体力行的那样,教了古代汉语,就编写了古代汉语教材;教了汉语史,就写了《汉语史稿》;教了音韵学,就写出了《汉语音韵学》和《音韵学史》,有时一个题目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写几本书,这样就能使你的教学常教常新,真正做到“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形成良性的循环机制,这也是解决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的有效方法。其实教学与科研就是密切相关的,越是上乘的教学,科研含量越高。有科研的奖励而无教学的奖励是不正常的,教学的奖励甚至应该重于科研。这样学校才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尤其是象我们这种层次的学校,今后毕业生的就业将会成为我们发展的瓶颈。固然科研与高校的声誉息息相关,高校的声誉又是吸引考生和学校向社会推销毕业生的重要依托。但是提高教学质量会使知识购买方受益更多,是破开“就业”这个瓶颈的最主要的、直接的手段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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