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简介：田贵君，男，1952年11月生于张家界永定区，土家族。1978年考入吉首大学中文系。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毕业，先后在大庸县教育局、大庸二中、中共大庸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大庸县级市旅游局、张家界市旅游局工作。现任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获有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和高级策划师任职资格。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著书四部，其论文《正确认识大庸旅游业的几个理论方法问题》被收入《中国经济文库》，策划拍摄旅游宣传电视、电影片十多部。曾获《全省最佳总经理》、《中国十大杰出策划业名人》等荣誉称号。

    我们追求鲜明的个性，绝不摹仿别人。一旦自己的产品被摹仿，又即追求新的个性。
    ......
    顽强、执着。
    坚信上帝、中帝、下帝总有被感动之日。

                              ──摘自《岩河舟子日记》

    每当我与当年的同事们忆起茅岩河的旅游开发，忆起那河上的风风雨雨，忆起那动人心魄的惊涛骇浪，忆起那开发的艰苦曲折，无不从心底涌起一种豪迈悲壮的激情。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历史的必然碰上人事的偶然，于是有了茅岩河旅游开发价值的发现。
    我生长在澧水河边的二家河，父辈是澧水河上的老船工。我从小就知道茅岩河上有千年不朽的覃垕枪杆，有数不出准数的碓码坑坑儿，有好看的水洞子瀑布，还有那动听的“澧水船工号子”，那时候，“再长几岁便有资格上生产队那十六吨的帆船”当船工，便是我少年时的最大愿望。
    然而公路交通的迅速发展使我始终没有机会上船去喊一回“船工号子”，也就没有机会去数一回碓码坑坑儿。
    1967年1月，和几个年纪比我大的族兄去岩河里砍芭茅柴。 这一回倒是领略了那岩河的峡谷风光，但不幸的却是蹲在芭茅排上任由雨浇，冻得哭出声来的滋味印象最深。后来的几年间，我又去砍了几回芭茅，还跟父亲去放了一回木排。那峡谷、那碧水、那瀑布、那波涛甚至那胆怯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美的记忆，这记忆使我现在“百次下河不厌”。
    1979年在吉首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作游记散文《岩河行》( 写跟父亲放木排)，当然那时还不曾想到“开发”。
    1984年12月下旬，在县委宣传部门工作的我和文化馆的金克剑同志去青安坪乡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调研工作。出发前，我俩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要顺便游历一番那里的山山水水。
    到青安坪的第二天，我俩由广播员小黎带路，冒着纷飞的大雪钻了一趟夹耳沟。可惜的是金克剑同志立即又被召回城去了，之后十来天的调研工作就只有我一个人去干。在乡政府宣传干部赵学继的陪同下，我差不多跑遍了整个青安坪。
    1985年1月，我写出了调查报告《谈青安坪的“三个开发”》。 报告中提出青安坪脱贫致富之道在矿产、智力、旅游三个开发，报告后附《岩河风景简述》。
    调查报告得到当时县委的重视，我被调到了县委调研组当组长。此时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已初具规模，本人认为：茅岩河的开发可以使大庸旅游业内容更丰富，可以和张家界游山玩水配套。
     事实证明，张家界的重点旅游风景区的连带开发效应必然导致附近较次旅游资源的开发，加上张家界的奇山也需要茅岩河的丽水相配，从这点说，茅岩河的开发具有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1985年10月，刚刚撤县建市的大庸，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县级市旅游局。人事安排的偶然性，让我这个对茅岩河一往情深的人当上了旅游局副局长。
    上任后要干的大事之一，就是要组织对茅岩河旅游资源的正式考察。11月下旬，由我负责的茅岩河旅游资源考察组便正式组成，并立即开展工作。其组员有旅游局的徐剑鸣、胡小波，中旅社的覃春云，市政协的姜阳春，后来还有青安坪乡政府的秘书小赵。
    22日，天下大雨，汽车把我们送到茅岗便无法前行。大家都未带雨具，冒雨步行到青安坪乡时，天已黑了。那晚我们烤了半夜衣服，第二天又步行到胡家坡煤矿。一连几天的走访，踏勘、钻洞、下天坑，上山下河，血门沟、风障溪、大米界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天数十公里的爬山涉水，几个青年后生都累趴下了，最后爬上大米界俯视那神秘莫测的风障溪时，只有姜阳春、小赵和我三个人。
    稍事休整，我们又租船顺流而下，尽量搜集沿岸民俗掌故，察看地质剖面，深入天坑溶洞，记录古树名木，观察泉流奇观。
    这些都为我后来的著述以及编印各种宣传品和编写电视片拍摄脚本，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风景区的命名，曾有如下考虑：
    从苦竹河到花岩，全程50多公里的峡谷河道，其实就是澧水中上游的一段。沿途比较响一些的地名(河段名)有苦竹河、洞子坊、茅岩底、夹耳沟、渔潭、温塘、寄马庄、黑蛇湾、岩河、难渡河、撑架岩、陈家河、周家河等等。
    若就用“澧水”为景区名，其概念范围太大。如用“岩河”也不尽如人意(岩河指黑蛇至撑架岩一段)。我还考虑到张家界、天门山已叫响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组成，“岩河”是两个字组成，几个景区名字字数不相对应，统一对外宣传时不便措词造句。
    “茅岩底”本来只指七年寨下、覃垕洞上下约一公里左右的河段。河上巨石累叠，芭茅丛生，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比较集中。乾隆五十一年的月驾山滑坡遗址和古码头遗址以及滑坡堵塞河道而形成的几道险滩，使“茅岩底”在船工、排客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且此名给人荒僻、原始的感觉，于是我决定把“茅岩底”与“岩河”这两条河段名合并将其概念外延扩大，以此为苦竹河（田家岗）至花岩50多公里河谷之名，也就是该风景区的名字。
    在编制《大庸市旅游业发展规划》时，我把大庸旅游资源按地域分布为4个游览区。考虑到与已经定名的“风景明珠张家界”的对应，  我在“茅岩河”前冠以“百里画廊”；给“天门山”冠以“武陵之魂”(意思是天门山为武陵山脉的灵魂，之前无此说)； 给“大庸城”冠以“旅游新城”。1987年，在正式出版物《江山多娇·大庸》画册中再次给予确定。
    1986年间，我们又邀请省有关部门、地方党政领导、外地新闻、艺术工作者以及专家前往茅岩河考察论证和采访宣传。经过数十次的考察和初步论证后，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茅岩河以峡谷风光和流泉飞瀑见长，不与张家界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观雷同，且乘船游览又有别于登山游览；二是茅岩河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水上体育活动；三是温泉(又是优质矿泉水)处于景区中心，可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四是茅岩河处于张家界、大庸城客源辐射的最佳位置，客源不愁，其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都十分可观。
    长江启发了茅岩河，茅岩河启发了其它河，长江漂流轰动效应的结果，是漂流旅游这个特种项目出现在中国的高山急流间。
    确认茅岩河的旅游开发价值后，之后的工作则是怎样开发。游客的进和出，游览的内容和方式，建设的项目和规模，便成为工作的主题。
    旅游资源的开发最忌讳的是临摹、抄袭。一个旅游风景区若没有自己的特色和新意，是没有吸引力的。茅岩河绝不摹仿别人，我们要刻意创新，尤其是要和乘船游览的猛洞河不雷同。
    正当我们权且以土气十足的岩梆子船(可乘二十多人)接待慕名而来的游客的时候，正当我们派员四处考察土的洋的江河交通工具的时候，长江漂流的壮举在国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1986年11月，我和龚岳雄同志在上海为画册《江山多娇·大庸》定稿，当时正逢洛阳长江漂流队抵达吴淞口。在与上海谢新发等几位摄影界的朋友闲聊时，从中受到了启发：长江漂流，那是一种以生命作代价的探险活动，假如让游客以钱作代价在茅岩河上进行漂流，也领略一番富有惊险刺激的经历，岂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旅游活动吗？比起传统的爬山看山，坐船看河来，绝对别有新意。何况，当今世界旅游市场上越来越走俏的已经是具有享受性、刺激性、参与性的旅游项目。
    经过一番打听，获悉上海橡胶四厂还有以前为部队生产的橡皮舟，于是我们去购了两条104型(乘10－12人)，两条118型(乘5人) 和两条小划艇(可乘1－2人)，带回去试漂。
    1987年夏天，我们反复作橡皮舟漂流茅岩河的试验，并邀请当地一些机关团体和一些来大庸的游客试漂。参加试验的同志有：田贵君、龚岳雄、覃章任、徐剑鸣、宋金祥等。试验结果证明：橡皮舟漂流茅岩河，富有情趣，很有刺激，吸引力强，大有开发前途。
    1987年8月1日，我们又进行了加挂操舟机的试验。勇于探索，勤奋学习,凭着对茅岩河旅游开发事业的一颗赤诚的心，在没有师傅指导(全局只有我有过放芭茅排和木排的经历。其中还有两位不会水)的情况下，从局机关的男干部中产生出茅岩河漂流的第一批舵手兼导游。他们是田贵君、龚岳雄、徐剑鸣、覃章任、杨汉林、宋维和、宋金祥。
    1987年8月12日，省旅游局领导游碧竹、曹其明、肖勇、 吴石关和省外办的谢成梁一行，在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领导刘国基、刘春祥和州旅游局局长黄子耀陪同下考察了茅岩河上峡，并乘坐橡皮舟进行漂流。他们对该景区和漂流项目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为了对我们艰苦创业精神和为湖南旅游业增添了新项目表示支持和奖励，领导们当即表态在经费上给予支持，不久我们拿到5万元的前期工作费用。
    同年9月，我们又购进104型橡皮舟10条。
    9月20日，我们营业性接待了第一批游客，从此便开始了试营接待。
    10月1日，当时的市长张金华、副市长谢凤龄、符昌瑞， 以及张兆君、聂天行等几位领导和政府办部分同志进行了漂流考察。
    1987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吉利的日子，它是大庸解放38周年、撤县建市两周年纪念日。然而对于茅岩河，它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
    就是这一天，“茅岩河漂流”有机会名闻全国，名闻海内外。
    湖南省为了对外宣传以武陵源为主的旅游资源，特别邀请首都近30家大新闻单位的30多名记者来武陵源采访。
    首都记者团于这天漂流了茅岩河。
    漂到途中，天下大雨，记者们冻得直打哆嗦。但是，茅岩河下峡那连绵不绝的峡谷风光，众多的泉流飞瀑，尤其是那浪峰波谷间的颠簸所给予的刺激和情趣，使记者们一路情绪高昂，在放声高歌的同时，叫唤着“冲大浪而行”，他们兴奋地说：“这几天秋雨绵绵带来的沉闷，在下第一道滩时便一扫而空了。”
    数天后，记者们纷纷在各自的报刊、电台给茅岩河漂流高度评价。魏杰同志在《中国旅游报》上称茅岩河为“独辟蹊径的漂流揽胜新项目”。徐德火同志在《经济日报》和《长沙晚报》上称茅岩河为“全国第一条漂流旅游线”、“开国内特种旅游风气之先”。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等等都作了报道和宣传推介。
    为了这一天，我们局里的同志们累得可惨了。15日我们找不到汽车(局里还没有车，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运橡皮舟，只好用一条加挂了汽油机的木船逆水行舟。我们用板车把舟拉到大庸城南门码头，装上船后往上开，上滩时因水流浅，石头打螺旋桨，只好下水推着、岸上拉着船上滩。天黑了，我们才到达边岩石壁下。还有40公里的逆水路，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明天用舟了。直到深夜12点。我们终于找来了一辆货车。我们摸黑把100多斤重的橡皮舟一条条从河里的船上背上公路，装上汽车。半夜3点，运到了温塘。这时，同志们已经19个小时没有吃上饭。
    茅岩河漂流确定了“全国第一”的首创地位。我们茅岩河人也因为给我国旅游业增添了一个新项目而深感自慰。遗憾的是80年代才挤进中国经济管理行业的旅游部门，还不会颁发诸如“发明”、“革新”、“金鸡”、“银鸭”一类的奖励，不然，茅岩河漂流的知名度和“首创”地位会有更大提高。
    为了漂流的安全可靠，我们必须熟悉各种水位的安全可靠程度。我们不放过任何一次试验机会。
    1990年7月1日，早上出发时，大庸城一带的澧水河清澈见底，可到达上峡开漂点青安坪时，却已是一河陡涨了十来米的洪水，我们说服40多名游客，放弃了漂流，但对事业一片忠心的导游(舵手)们一致要求自己试一试。于是我们决定从温塘开漂下峡。
    开漂时，温塘几百名乡亲在岸边送行，那场面很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气氛。几天后，温塘的农民陈大勋再见到我们时说：“那天不好讲不吉利的话，我心里却认为你们是上算了的(完了)，索影潭那儿抱大的长枞树都旋得竖起来，莫说你们那小船。”
    我们6个人(田贵君、胡逢金、周平、田嗣松、刘文祥和覃勇) 一上舟，便深感操纵无力，6片桨是无法敌住那惊涛骇浪的。 平时波平如镜的索影潭，此时由于几处石壁突向河心的缘故，整个河面上呈现一片恐惧，河水横冲直撞，脸盆大的旋涡一个个张着黑洞洞的大口。突然，舟尾跌入一个深坑，舟首高高翘起，坐在舟尾的我突然发现左边的水竟像墙一样横在我们舟的左边，墙高与我肩平。几个人都十分紧张，有的连桨也拿不住。舟上数我年纪最大，且又一贯以老岩河自居，虽然也口里喊着“莫慌！没事！”其实已是胆战心惊。这坑是几股水流冲撞形成的交汇角，陷在坑里虽只几秒，但我们都仿佛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在那几秒里使出的划桨力气之大，此生恐怕是空前绝后了。
    到了河面较为开阔的寄马庄(河心两座小岛已在水下)，我下令不准再漂。大家拼命划向岸边。事后好久，我们还是心有余悸。
    几年来，从温塘到寄马庄，平常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漂流时间，这次不到8分钟便漂完了，那惊心动魄就可想而知了。但是， 一次次的冒险试漂终于使我们熟知多大的水能漂，多大的水不能漂。为确保游客安全，掌握了准确的水文情况与漂流安全的关系。
    我们的茅岩河漂流，自然也产生了连带启发效应。新闻媒介的宣传，官方的沟通，引发了众多具有高山急流的地方的仿效。仅仅是两年时间，广东乐昌开发了9泷18滩漂流，永顺搞起司河(后来叫猛洞河)漂流， 黑龙江省旅游局计划处发来了问询函，湖北的神龙架、桑植的山羊溪也漂了起来。国家旅游局的规划中，以及介绍旅游知识的书籍中，也开始出现了“漂流旅游”一词。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又不如天时。三者的或缺，八年的艰辛。成就的又何止是一个“茅岩河漂流”。
   我们茅岩河人深感惭愧的是，不需要多少投资的茅岩河的开发，从最初策划到最终形成规模型接待整整经历了8年，老一辈人赶走日本也才8年，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也未免太逊色了。 我不知道国内还有哪个风景区的开发有茅岩河的开发这般艰难。
    天时、地利、人和的演义，全写在茅岩河的开发史中。
    1985年10月成立市旅游局前，大庸轰轰烈烈的旅游开发，倒也结出了累累硕果，但毋庸讳言，也结结实实打点出几个沉重的包袱。硕果无份，几个累计负债90万元的包袱倒是让新成立的旅游局背上了。
    从此，我们背负着这些本应在大本营中解决的包袱，忙于旅游行业管理，忙于把张家界、茅岩河、天门山以及大庸推向世界，忙于应付债主的起诉、法庭的传唤。
    但是，我们始终都未放松茅岩河的开发工作。我们十分注意大庸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性，任何时候都主次分明。茅岩河，是利用张家界客源辐射的卫星景区，它的旅游活动，实际是张家界宣传招徕效应的二次利用。
    1987年初，我们集体完成了《茅岩河旅游开发总体方案》，确定了以漂流为主要旅游项目，逐步开发夏令营、温泉浴、气功、休疗养、会议、度假、快艇游、画舫游等，同时开发矿泉水，并着重提出未来渔潭水库的旅游功能以及与桑植县的九天洞、洪家关连线的设想。
    在那考察、测绘、规划的日子里，我局的干部职工划船拉纤、钻荆刺、下天坑，有时十几小时吃不上饭，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同志们的脚和手也都被水泡得起皱发白。一次和覃章任、宋维和、杨汉林几个拉木船上磨子滩，我的脚被水里的碎玻璃瓶划开了一道口子，血顺着急流往下流，冻僵了的脚却还根本不知道痛。
1987年夏天，我们开始用橡皮舟进行试漂营业。局里的男性干部职工都自觉地充任舵手。那时候我们没有汽车，运送舟和舵手要租用车辆。为了不误时，每次都在前一天晚上赶到开漂地点(青安坪或温塘)。一次，租用的明珠饭店的双排座在半路抛锚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人摸着黑推车，折腾了大半夜，赶到青安坪时已是早上4点。稍微打个盹，6点钟便开始搬舟下河，50公斤重的橡皮舟，要搬4、5里路才到河谷底。一早上每人干了两趟，累得筋疲力尽，但却没有谁发一声怨言。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双排座车从城里运舟和舵手去茅岩河，为了使游客一到开漂地就可立即上舟，我们要早上6点出发， 而晚上要到7、8点钟才回来。一整天的日晒雨淋，平均每天加班5、6小时，从局长到一般同志，一个个都黑汉一般。
    是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撑着大家。从苦和累当中，我们的同志感受到了创业的乐趣。那种总认为在旅游局工作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的人，面对我们这一群有大中专文凭的“船老板”该作何感想呢？
    旅游风景区的开发，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是宣传招徕。要让那些茅岩河陌生的旅游者作出来茅岩河漂流的决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茅岩河还处在考察阶段时，我们便向著名摄影家常春、谢新发一力推荐。谢新发，这位当年颇有成绩的年轻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记者，和他们社的副总编邓铭，老摄影记者常春，杭州摄影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摄影编辑室主任徐中定等先后四次来大庸拍片。经过努力，市财政给予借款支持，1987年5月，《江山多娇·大庸》画册正式出版，茅岩河作为当时大庸的4大游览区之一编入画册。
    又是谢新发几经努力，国际性刊物、香港的《良友》画报，以“百里画廊茅岩河”为题刊发一组茅岩河的风光照片和文字(谢新发摄影、 田贵君撰文)。1988年11月， 香港陈复礼先生主办的《中国旅游》画报社派记者陈一年先生来茅岩河拍摄风光漂流照片，然后在该刊总第107 期，以“漂流茅岩河”为题刊发了一组漂流和风光照片以及一篇我写的游记散文。另外，我省和外省的一些美术出版社，纷纷赶赴茅岩河拍摄风光挂历，这些，都为宣传茅岩河做出了贡献。
    电影电视部门的宣传，我们亦是十分重视。1986年，湖南电视台卢斌华同志带队率先在茅岩河拍电视，茅岩河的一些画面被编入《武陵源》，向全世界播放并发送录像带。1989年，我局和省旅游局宣传处合作，拍摄了电视片《漂在茅岩河上》，为宣传茅岩河及其漂流项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87年至198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编导顾思忠同志，前后半年在大庸拍片，茅岩河在《小城大庸》中亦占了很大篇幅。
电视剧《山鬼》、《覃垕传奇》，黄健中的电影《黑峡火豹》亦把茅岩河作为理想的外景地。这些，都与我们的主动和努力分不开，为了宣传茅岩河漂流，我们确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几年里，为宣传茅岩河，我们拍电视、电影、风光画册、挂历、出版导游图、明信片、作广告等等，共计耗资30多万元。今日的茅岩河漂流，已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上小有名气。
    在1987年、1988年两年间，社会环境对茅岩河的开发是有利的。
    1986年，省财政厅赵养浩副厅长带队的扶贫考察组便深入茅岩河上峡，进行考察，并发表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那时候，省有关部门的态度是积极的，在被确定为“国内首创”之后，我们确也获得过一些道义上和经费上的支持。1987、1988两年，共从省里获得旅游开发拨款15万元，从州财政借来10万元。
    1988年4月，在省旅游工作会上， 省局曹其明副局长针对永顺县也想步我们后尘搞漂流的想法，明确指出：漂流就是茅岩河搞，同一地区不要搞些雷同的项目，猛洞河的特色还是“芙蓉镇”，要在古镇上做文章。
    1988年12月底，我们请分管旅游的符昌瑞副市长出马，我和局里的龚岳雄、杨汉林参加，组成上京汇报组。
    国家旅游局计划司听取了我们的茅岩河漂流项目的专题汇报。三个月后，“茅岩河漂流·游江项目”的开发写进了国家旅游局编制的《全国旅游业发展八五规划》。这对于在大庸只能算次一级景区的茅岩河来说，确实是一个大喜讯。
    然而，天时、人和转瞬即变。当我们发现除了几个“船老板”在这儿兴高采烈外，周围并无多大反响时，我们的心凉了。这时候，地级市建立，人们在忙着其它的事情。
    千载难逢的稍纵即逝的良机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了。几年过去了，每忆起此事，我必痛心疾首、欲哭“有”泪。
    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建设大气候此时已不利于茅岩河的发展。“天时”的不合必然引起“人和”或缺。永定旅游，在“人、才、物收摊子”的基调下跌入了低谷。旅游局的编制从16人一下裁为5个， 老包袱在淋雨后变得更加沉重。
    这时候，向我们仿效的猛洞河漂流，却占尽天时、地利( 相对自治州其它远离大庸的县)、人和。张家界、天子山、茅岩河划出自治州后，猛洞河一跃而坐上了自治州旅游开发的头把交椅，已经积累起经验，尝到旅游促发展甜头的自治州人，把靠近大庸的猛洞河视为宠儿。此时的省里，出于划出了大庸、桑植以及自治州是少数民族地区等等方面的考虑，也要对自治州在旅游开发方面有一如既往地支持和抚慰，这一切自然都是猛洞河享受了。
    而茅岩河却恰恰相反。在大庸，至少在它前头还排着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到省里排队，不可能全省旅游开发的财力全给大庸，茅岩河也不可能越过武陵源而排上队。都在自治州时，因开发布局的关系，省、州都会说一番类似曹其明局长的话。可这时，不但没有人说这些话，反而是支持重点的转移。
    1988年底才向我们打听去哪儿买橡皮舟的猛洞河，后来的规模、名气已后来居上，也是1988年才开发的广东乐昌，其规模、名气亦是后来居上。惭愧啊！我们无颜以对。
    “天时”不合，“人和”不济。但我们认定我们占有地利，我们处于武陵源客源辐射的最佳位置。我们坚信在大庸、永定，旅游这台戏终归还有走红的一天。无论上帝、中帝、下帝，总有被感动之日。
    艰难的1989年和1990年，一个只有5 人编制的永定区旅游局带着一帮舵手在茅岩河硬挺着折腾着。茅岩河人在浪峰波谷间寻求着慰藉。
    这时候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严格地认真地接待每一批漂流者，以优质服务为茅岩河打牌子，争名气。
    1991年6月10日，9条舟载着80多人漂流上峡。这天河水陡涨，浪大流急，衡阳医药公司的两名职工因掉以轻心，未抓安全绳而被颠进水里。凭着救生衣浮力和离岸近，他们爬上了南岸，但因那里上下都是绝壁，他们被困在半山腰的台地上，他们所乘的舟因无法停住而漂走了，后来的两条舟想靠上去营救，都未成功。
先到达终点的几位舵手获讯后，立即组成抢险营救小组。我带领四名舵手(他们是覃章任、李国钢、田建国、覃春云)，带上一条舟，由周平同志开车，再次赶到开漂点青安坪洞子坊。
    这时候，河水又上涨了好几米，倾盆大雨打得人睁不开眼。我们五个人赤着上身，冒雨沿河向下搜寻。发现目标后，我们也无法靠近两名被困游客。在他们前面的河面上，巨石累累，洪水冲在石头上掀起一人高的浪。我们在北岸的缓水湾边停住橡皮舟，我仔细观察选好了斜向对岸山崖下的靠岸点，并告诉大家务必要靠准，否则，不但救不了他们，我们自己也有危险。五个人一齐奋力划桨。舟冲上一块礁石后，先跳上两个舵手拼命拉住了舟，好不容易才稳住舟。两位客人上舟后，感动得流着泪说：“我们就知道党是不会让我们在这石壁下挨饿受冻到洪水消退的”，并一再说不是舵手的责任，是自己没有把舵手的安全告诫当回事。
    1991年，湖南省举办三大节，茅岩河漂流被列入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活动之一。对茅岩河的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91年6月23日， 前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在副市长向万隆陪同下视察了茅岩河的漂流，并于水洞子瀑布前挥笔题诗：“轻舟游茅岩，浪里乐陶然。人生似漂流，不断过险滩。”
    6月27日，省政府陈彬藩副省长、 卢会云秘书长率队的省政府各厅局参加的大庸现场办公会，在茅岩河现场办公。市长肖征龙、常务副市长梅兴保陪同陈副省长、卢秘书长漂流了茅岩河。
    7月15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夫生同志在市委吴松盛副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成林同志陪同下视察了茅岩河漂流。
    8月8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金华同志陪同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漂流了茅岩河。
    同日下午，省、市计划部门领导陪同国家交通投资公司何福淦总工程师进行了漂流考察，并答应投资支持。
    使我们深感欣慰的是，新建的地级市的领导们，一直在高举旅游业这个龙头，他们于百事待举中，没有忘记党交给他们治理的这块土地上，还有“茅岩河漂流”是能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他们在向外介绍大庸旅游资源和旅游业情况时，常常也不无得意地端出茅岩河漂流来。
    我们又看到了希望，省、市领导的支持和关怀，无形中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我和我的同事们又开始主动出击， 为开发投资而上下奔走。1991年的金秋10月，在国家交通投资公司、省计委、省旅游局、省财政厅、市计划经济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我们又筹集到开发投资款60万元。加上自己的漂流经营所得，起点码头及其连接公路于当年基本竣工。
    至此为止，我们在各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共得到开发资金94万元。除去花在历史包袱上的14万元外，其它全部投入了茅岩河的宣传、开发和设备购置。几年里的漂流接待收入也全部投入了建设之中。
    1991年的茅岩河，已拥有同时接待400人漂流的接待能力。
    1992年，茅岩河漂流被省里指定为对外宣传介绍的吸引外资项目，市里再一次把茅岩河漂流定为1992年森保节活动之一，并纳入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范畴。永定区则更是要在茅岩河搞经济开发区。这些，无疑对茅岩河更大规模的高层次开发是极其有益的。
    1992年底，我被调到市旅游局任副局长，这时的茅岩河起点码头及其公路已全面竣工。茅岩河旅游公司，已拥有同时接待800人的接待能力。其有形资产已达300多万元。
    到今年，我已离开茅岩河14年了。如今的茅岩河，在后来者进一步发展中，获得了更多的荣誉和更大的成绩。前几年，永定区政府将其经营权出让给民营企业，其价值竟达五、六千万元之多，而且，其中的有形资产亦不过千万。也就是说，茅岩河景区及其漂流的经营权价值的主要构成是自然资源，更主要是策划、创意形成的无形资产。
    1996年，中央电视台《九州神韵》摄制组制作专题片，宣传报道了茅岩河漂流和本人的事迹。
    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国策划师第二届年会，因为我策划创意漂流旅游的贡献、授予我“中国十大杰出策划业名人”称号。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的，母校教给我的除了汉语言文学知识外，更重要的是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那时候曾有书生的狂傲，我曾发表过对专业不敬的“反动”言论：一百部小说或一百部电影，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直接作用，还不如一纸红头文件。我们要立志成为签发红头文件的人。二十几年过去了，如今我已年过半百，到现在方知社会复杂，也终于没有成为什么像样的签发红头文件的人。但我自以为仍未虚度此生。我为社会发现并成功开发了一个省级风景名胜区——茅岩河，我为中国的旅游业创意增添了一个新项目——漂流，我还为读者奉献了四部小书：《大庸旅游指南》、《张家界旅游业若干问题研究》、《论张家界旅游业》、《张家界、请城市说话》。
    面对母校，面对生我养我的家乡，面对国家，此生的所作所为，虽不成敬意，但也可自慰于我之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