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作为人类的疫病，短短几个月迅速在世界各国蔓延，甚至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预防体系的一次极大考验，同时对世界对人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WHO”面临调整和改革
     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病爆发中可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的作用给人最深的印象似乎仅仅只是对旅游爱好者不断的发出警告，没有起到事前预测和警报的作用，这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跟不上时代和落后，如果这个组织通过这次疫病以后，不吸取经验教训不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它的预警体制，对它的存在价值世人将要提出质疑。
     据香港文汇报消息，根据路透社和综合外电消息的有关报道，早在二OO二年二月九日，美国曾出现过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一名女性在费城一个酒店参加年会时出现头痛、发烧、发冷和呕吐症状，入院接受治疗，但翌日即死亡。事件中有超过八十人疑受感染到医院求诊，其中七人留院治疗。
     时隔一年，在今年二月底，世界卫生组织获悉中国广东发生一种新型传染性肺炎后，立即派专家组来中国考察。而那一次专家从中国获得的信息很少，只是怀疑此病与“禽流感”有关。接着，世界卫生组织又派出第二个专家组，主要由实验室工作人员组成，他们做了一些与“禽流感”相关的实验，否定了原来的猜测。此后通过与中国卫生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以及特地从广东赶来的专家们进行多次会谈，世卫专家组才初步判断出，是一种新型传染性肺炎，即“SARS”，并认为有必要深入广东继续考察情况；可直到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网址是www.who.org)才把全球的SARS案例中国项从零调为“中国广东972”例，随后又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中国的北京、山西、香港、台湾为“疫区”。
     这种预警通报系统的迟缓，大大推迟了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的有效手段，为疫病在中国进一步扩散创造了时间；通过这次惨痛的教训，WHO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应进行重大调整和全面改革。
     二、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及暴露的问题
     这次疫病的突然爆发，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不仅得到了展示，同时新的领导集体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对民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关注得到了充分证实。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中国领导层的作风非常赞赏，他表示，对中国爆发疫病后的前景，反而比疫病爆发前更乐观。主要是因为，首先中国新领导层对「非典」初期的非常处理手法，令人感到非常意外。中央政府以最不寻常的方法应变，这点反映出中国政府新领导层驾驶突发事件的魄力和高超能力。
     他还认为中国的反应显示，中国体制具有惊人的应变力，这与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制度僵化的一贯印象呈现鲜明对比。中国政府表达强烈意愿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问题所遇到的困难，反映中国政府另一个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确立世人对其经济增长的信任。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对「非典」的反应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公共卫生防预体系造成了局部的疏忽；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自从1980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旧式的集体制度被改变，乡村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有越来越多需要自行筹措医疗保健费用，政府的补助逐步地被分薄。一座小型的县级医院只有廖廖几十张病床和一些基本的设施，疫病一旦爆发，它们能否好好地对付疫情？由于没有专门的流行病学实验室，检测病理还要送到北京，非典病情的快迅检查难以施行。因为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服务更是非常薄弱。一般而言，各地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只占其支出的30%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
     “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王延中谈起此事直言不讳，“这是政府从农村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者和组织者的角色退出”。这不仅暴露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公共卫生防预体系的疏忽，同时对我们改进及完善这一体系的建立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一次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催化剂；如果没有“911”事件，美国也不会有今天对付“SARS”疫病时的从容和自如。当“SARS”疫病在城市爆发的时候，中央政府迅速采取措施，拨出几十亿专款重构这个体系，各级基层政府加大了对广大农村的预防监管力度，对来自疫区的外出务工返乡的农民实施跟踪监控，并保证如果农民感染上“SARS”又没钱治理，将会获得免费的治疗。
     三、经济建设继续大踏步前进
     WHO主席布伦特兰5月8日在欧盟卫生部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萨斯病在越南已经被消除，在加拿大也在减少，但是在中国却还没有达到高峰。对她这种表态我持相反的看法，到本稿完成时(即5月9日)全国内地累计报告病例4805例(其中医务人员925例)，治愈出院1582例，死亡230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2993例。全国内地SARS疑似病例则累计为2566例。同一时段内，全国内地共报告新增临床诊断病例118例，北京48例(其中28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20例为新发病例)，治愈出院16例，死亡2例。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有效预防措施，使内地的疫病情况基本得到遏制，甚至可以大胆预计：5月底可以得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年7.5%—8%的增长率不会下滑。
     一批专家观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而言并不是很大。从年度内的经济增长曲线来看，会有所改变，但年度间的经济增长曲线，不会发生变化。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回升的态势。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显示了很强的自我推动、自我增长惯性，全年经济增长率应在9%至10%之间，考虑到「非典」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应在8%至9%之间。
     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也说，由于抗击「非典」的需要，医药产业(包含医疗器械)、纺织服装业部分产品(口罩及防护服)、洗涤及消毒用品(属化工行业)以及通信业也会在非常时期相应增长。
     不进商场而导致消费减少是「非典」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之一。但张立群近期对北京几家家具城连续考察中得出结论，居民进商场消费购物会有所减少，但网上及电话购物却异常火爆，总体上对消费的影响并不会很大。
     香港文汇报透露，史蒂芬•罗奇在5日发表的「非典」对中国经济及其世界地位的影响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支柱的制造业所受影响有限，但若疫病不受控制，可能导致大量工人缺勤，令工厂倒闭，但中国已采取严格的公众卫生措施。根据疫病最终受控的假设，今年第二及第三季度的生产损失应视为暂时性的，预料至今年底或明年初，经济数字将大幅回升。
     另据新华社提供，罗奇认为，「非典」疫病只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暂冲击。但他非常相信中国领导人正在奋起应付危机，而采取的系列措施反映出他们崭新而独立的领导才能，对中国处理危机事件的反应感到乐观。他指出，疫病过后，饱受危机磨练的中国将会变得更成熟，这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
     另外很重要的是，虽然这次危机具有很大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但它应该被视为一次良性的、而非恶性的危机。
     它不属于政治危机，不存在外来势力插足，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涉及国家政权安全的核心价值观的变更，不破坏基本的社会秩序，不会造成政府与人民的冲突。相反，我们已经看到，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合作，增进了社会凝聚力，大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没有什么战胜不了的困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民越是在艰难困苦的危机关头，越能够增强凝聚力。
     就经济方面来说，它也不是恶性危机，原因在于，它不像金融危机，不是一种系统性的需要长期治理的结构性危机。
    

责任编辑：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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